东晋陶渊明有五个儿子:“舒、宣、雍、端、通”,和所有父母一样,陶渊明对孩子的期望很高。

可事与愿违,五个儿子都不怎么争气,陶渊明写过一篇《责子》,里面说: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说自己已经老了,虽然有五个儿子,但都不喜读书、不喜上进,阿舒是老大,已经十六岁了,论懒惰,无人能比。阿宣快十五岁了,还是无心学习。阿雍、阿端十三岁了,连六与七都数不好。通儿快九岁了,却每天只知道找梨子和板栗吃。假如老天真给了我这些不肖子,那也没办法,还是喝酒吧。

传统文化

别看陶渊明归隐田园、淡泊名利,过着怡然自得、超凡脱俗的生活,可孩子的教育还是愁坏了自己,《三字经》里讲:“养不教,父之过”,自古至今,如何教育孩子一直是每位家长面临的难题。

古人教育子女,也和我们现在一样,大多希望孩子能够富贵显达,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写过一首《示儿》诗,里面这样勉励儿子: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

传统文化

韩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公卿大夫一样的人,有名有利、富贵体面,对此苏轼评论说韩愈“此示皆利禄事也”。更有人说韩愈“用玉带金鱼之说以激之,爱子之情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你这么教育孩子,全是利禄功名之事,孩子的价值观会被带环的。

但不可否认,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够功成名就、风风光光,比如杜甫有两个儿子:宗文、宗武,宗武因为读书好深得杜甫喜爱,杜甫为其取小名“骥子”,写过很多诗夸赞,以至有人说他有“誉儿癖”。

而对另一个儿子宗文,杜甫却是另一种态度,只写过一首诗给宗文,叫《催宗文树鸡棚》,让宗文赶紧去围鸡圈,视子亲疏,极其分明。

在《又示宗武》一诗中,杜甫写到: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十五岁正是男儿志于学的时候,在孔子三千弟子年轻辈的学生中,只有像曾参、子夏、子游这样学得通达的人,才能登堂入室,期盼儿子要以曾参那样的先贤为楷模,持之以恒努力。

和现在很多父母教育孩子,常说你看谁谁谁怎样,你得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他那样的人,一个道理。

与之相反,还有很多父母不以先贤之人、利禄之事教育孩子,而是以忍让、勤奋、节俭等道理教育孩子,这点可能更重要,毕竟能成为达官显贵的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终究得在平凡生活中过平淡的日子。

宋朝有个普通的小买卖人叫朱耒,做卖饼的生意,“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朱耒引用自己的工作,写了首诗教育儿子:

“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业无高卑意当坚,男儿有志安得闲?”

尤其最后两句,朱耒告诫儿子业无高卑,志在勤勉,着实有大智慧。

与之类似,唐朝有个隐士叫朱仁轨,终生未仕,隐居养亲,此人也不怎么有名,他教育后代: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认为“让”才有所得,吃亏才有福报。

朱耒和朱仁轨虽为平凡人,但在教育子女方面堪称典范。并且,我们熟知的一些名人也是如此。

唐人裴坦和宰相杨收是好朋友,皆出身贫苦,后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命运,因为命运相似,二人交情深厚,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只不过在个人生活上,裴坦保持了一贯的节俭作风,而杨收则讲究排场、喜爱奢华。

当时杨收女儿嫁给裴坦长子出嫁时,杨收给的嫁妆既多又讲求华丽,连家用小杂器多数也用金银制成。一天,裴坦来到新媳妇住处,见茶台上盛放果品的小盘子都雕有鱼和犀牛形状的图案,极为精致,顿时大为恼火,推倒茶台,甩着衣袖走了,一边走还一边气愤地说:“这是败坏了我的家风”。后来,杨收因贪污受贿被朝廷查处,而裴坦未受任何牵连。

家风家训

唐代柳家一门显贵,不仅我们熟知的书法家柳公权,其兄柳公绰,乃至子侄皆在朝为官,柳家一直以治家严谨闻名。每到灾荒年月,虽然家中储备甚足,但柳公绰始终只让孩子吃一碟菜,柳公绰重视长幼之序,要求孩子即便对家里的仆人也要行晚辈之礼,不能轻视。

在严谨家风下,其子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柳氏家法也成为了时人教育子孙的榜样。

所谓,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但疼爱不能变成溺爱,否则便是害了孩子,清郑板桥五十二岁才有了儿子小宝,老来得子,自然对孩子异常疼爱,郑板桥在给弟弟写信中说: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

何为“道”?郑板桥解释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理是做个好人。

家风家训

当时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县令,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弟弟家,为此郑板桥告诉弟弟:我不在家,儿便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幼子而姑纵惜也”。郑板桥此言,对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如何教育孩子是一种宝贵的借鉴。

其实,教育孩子两点最重要:一点是加强管束。比如曾国藩教育子女,不靠父辈,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多积一钱,必多造一孽,小女儿曾纪芬出嫁时,曾国藩给的嫁妆是一张每日衣食刺绣的“功课单”,唯此而已。

北宋清官包拯更厉害,将家训刻石立铭,警示后人遵纪守法,“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严苛教育后人。

另一点就是言传身教,父母怎么做,孩子必然跟着学。晋代大画家恺之担任过参军、散骑常侍等要职,并屡次出任州、郡长官,当时不少官僚子弟纷纷参与经商,放高利贷从中牟利,侵害百姓利益。

顾恺之的三儿子顾绰仗着自己是“官二代”,也参与其中,很多乡里士族、平民都欠了他的债务。顾恺之屡次劝导,但顾绰一意孤行,就是不改。有一次顾恺之对顾绰说:“你借出到民间的债务,还有多少没有偿还你的?你的债券在哪里?都拿出来,我帮你去讨债,以后我不做太守了,就没这个机会了”。

顾绰听后十分高兴,以为父亲真地要帮他,就把一大堆债卷都拿了出来,没想到顾恺之当众把所有债卷付之一炬,并派人告诉欠债的人:“所有的债券都烧毁了,无论谁欠顾绰的债务,都不需要偿还了”。

顾恺之不顾自家利益,焚烧债卷来阻止放贷行为,对儿子也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民教育,顾绰虽痛惜许久,但也从中感受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从此,再也不搞高利贷,父母身正为范对子女影响极大。

鲁迅先生曾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乃人之常情,但如何教育子女始终是门大学问,为人父母,看着子女平平安安成长难,看着其堂堂正正做人更难。

教育子女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在幼子苏遁满月时,作《洗儿戏作》诗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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