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慧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加强智库建设,依靠智库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重大决策,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趋势。2014年2月,教育部启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教育智库作为一种专业智库,对服务国家教育决策、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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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教育智库建设面临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教育智库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前所未有。

第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对教育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教育和教育科研对抢占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制高点有着非常强大的支持作用,并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超前部署和谋划的优先领域,成为抢占竞争先机的重要途径。当前,教育智库如何适应国际竞争需要,打造出能够适应国际形势、满足国家和平崛起需求的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任务紧迫而艰巨。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对教育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事关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使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显著增强,教育智库建设成为教育领域积极回应和支持国家战略发展的推动者和承担者。一方面,教育智库要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提出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推动教育更加适应经济转型发展,为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教育智库要通过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和引领舆论,为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培养更多适应国家战略需要的优秀人才提供智力支撑和良好环境。

第三,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和新要求,对教育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逐渐成为最大的民生工程。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望越来越高,接受公平的、优质的、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一些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成因更加复杂,特别是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流行,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引发政府决策难度空前增大,迫切要求教育智库在决策咨询中发挥更大作用,迫切要求教育智库能够引导群众确立合理预期,为教育改革发展凝聚最大的共识。

第四,教育改革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对教育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化改革的难度不断加大。教育决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迫切需要教育科研的支撑。时代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给教育智库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教育智库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智库建设的各项要求,抢抓机遇,迎难而上,勇于担当,锐意改革,深入研究,科学规划,献良策、出实招,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贡献。

第五,依法治教的新形势,对教育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简政放权、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是当前教育系统推进依法治教、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推进依法治教,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迫切需要教育智库提供更加及时有力的决策咨询、过程指导和监测评估。


    当前国内外先进教育智库呈现新特征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世纪初,智库发轫于美国,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智库数量陡然增长,教育智库数量也随之水涨船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全球教育决策方面前10位的智库,美国占了6个。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纷纷加强了教育智库建设,世界高水平教育智库呈现出一系列共性特征。


坚持智库的独立性与维护国家利益并重,把服务本国教育决策作为首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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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现代智库管理制度。在内部管理上,普遍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研究为核心、行政为辅助,全方位为研究人才提供思想创新的制度保障。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他们坚持独立性与维护国家利益并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出现了不同侧重。例如,美国智库更多强调智库独立于政府、政党,欧洲智库则形成了与政府关系密切、与政党共进退的传统,而党派属性是英国教育智库的重要特点之一,但在澳洲,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则由最开始的政府附属机构,演变为今天独立运作、完全市场化的教育研究机构。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一方面,应在智库运营和思想创新上借鉴欧美经验,在研究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应保持中国智库与政府、政党的紧密联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研究立场,正确处理好独立性与维护国家利益并重的关系。

世界各国有影响力的教育智库无不以服务本国教育决策为己任。如美国的“教育政策中心”,该中心2006年被美国《教育周刊》评为“过去10年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十大机构之一”。又如,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近年来为加强教育智库建设,方便与文部科学省开展就近的政策咨询与研究协作,于2008年将该研究所的办公地点并入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在的办公楼群,作为文部科学省的一个公务员机构。我国教育智库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服务教育决策,关注前瞻性的重大教育问题。譬如作为教育部的决策咨询机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教科院”)在“十二五”期间,组织实施了2025中国制造与人才培养研究等多项重大战略性研究;参与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等多项党和国家教育发展重大政策的研究编制工作;承担了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等各司局决策服务项目近300项。近年来,政府行政部门还在各类科研机构成立了一些专门为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例如,2005年财政部、教育部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2011年教育部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设立教育科学决策研究中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等。

    

    坚持实证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将搜集处理分析数据作为制胜法宝

智库研究具有极大的风险,尤其是对官方直接决策起重要影响的智库,错误的研究结论可能会误国误民。因此,国内外先进的教育智库一直以来都特别重视实证研究,注重以实证研究范式在微观领域开展研究,注重用数据说话。这与我国一些智库以宏观的“体制与结构”为主要研究领域、以“结构主义”为主导研究范式、以“文献研究”为主要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基于证据促进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如围绕“学习者及其需求”的发展目标,开发了相关测评工具,收集相关数据并基于数据研究学习者个体的需求,包括学习困难、特殊需求和进步状况等,然后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行动方案以及满足学习者个体需求的教学方法和项目干预方式等。当前,中国各类智库也认识到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性,开始重视调查研究。如中国教科院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样本教育满意度调查,加快建设基于跨领域数据库的决策模拟程序,为教育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注重数据的广泛搜集和挖掘,也是一流教育智库的鲜明特色与“制胜招数”,世界各国教育智库无不注重开展教育数据的搜集分析与相应的数据库建设。著名的兰德公司甚至在机构设置上就突出体现了数据的重要性,其设有计算机中心、调查研究小组和统计学小组三个相关数据机构,且分工明确。还有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韩国教育开发院等,均设立了教育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的专门机构,十分重视协同开展调查研究。在国内,重视实证研究方法、注重用数据说话也已经成为教育智库建设的共识。同时,许多高校智库也认识到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性。中国教科院近几年着力加强数据库等基础建设,基本建成了教育决策模拟系统,依托战线力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调研基地,在全国培训了400多位调研员,为采集全国教育数据形成了稳定的机构和人员支撑网络。


坚持把质量和效益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重视打造高学历、跨领域和国际化人才队伍

质量是智库建设的生命线,也是智库形成品牌和口碑的关键。国内外一流的教育智库在成果评价上以结果为导向,开展质量管理并建立了严格的成果评价机制。如兰德公司著名的“内部评审制”,对每一项研究计划通常都聘请两位未参与该项目的资深研究人员作为评审,负责中期和结项审查,以确保研究水平及其权威性。中国教科院提出“质量立院”的发展方针,把制度建设作为提升质量的基本保障。

决定智库建设的最根本因素是人才,各国先进智库无不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基本保障,把高学历、跨领域、国际化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标准。兰德公司2011年有1600名员工,其中86%拥有硕士以上学位,58%拥有博士学位。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CER)有340名职工,其中硕士学位职员122名,博士学位职员63名,拥有教师资格证职员120名。研究人员专业背景多种多样,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其中,约800名为专业研究人员,约600名为特约顾问和特约研究员,他们来自47个国家,使用65种语言。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近几年发展迅速,员工分布在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柏斯、阿德莱德、迪拜和新德里等地。在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上,各国还在学习美国的“旋转门”机制,给研究人员提供更多跨领域工作的机会,让智库内的研究人员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同时也聘请和雇佣政府官员到智库从事研究,以此提高人员的素质以及加强成果的有效应用。在我国,有影响力的智库,其学术委员会成员也都由教育领域内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特别是民间教育智库在这方面更加灵活,其理事成员由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坚持以多种渠道和方式影响教育决策,确保经费来源渠道多元和充足

各国教育智库无不注重发布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优化研究成果的发布和输出,广泛服务和影响政府教育决策,及时为学校、师生、家长以及社会相关部门提供有效的教育信息与咨询建议。例如,美国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其下设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是发布美国教育信息与教育研究成果的最权威机构,为各级各类教育项目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数据支持。当前,我国各类教育智库也注重通过报告、课题研究、公共舆论以及研究者个人影响等途径发挥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官方教育智库往往更具优势,因为他们与党政机关的密切关系,使其在研究成果的呈报上有特殊的渠道,在很多时候可以以“直通车”的方式直达高层领导,在观点表达上具有先天的优势。而一些民间教育智库也试图打破局限,正在逐步扩宽影响渠道,通过媒体舆论,吸引政府和社会关注,间接推动教育变革。

融资渠道的稳定是教育智库运作稳定的坚实保障。教育智库一般的经费来源除了固定的财政拨款外,企业支持与社会捐助也必不可少。各国智库的资金来源虽然包括政府拨款,但更多的是依靠研究合同款项、会议费、活动收入、出版收入、基金会和企业捐助、个人捐款等方式。其中,民间资助为美国智库的生存、发展以及探索独立见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如兰德公司2010年度筹资额度达到了28292万美元,3个与军事和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中心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又如,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总收入为6900万美元,其中94%来自于捐赠,3%来自于出版收入,其他来自对外投资的收入。

总之,多渠道筹措经费,确保经费来源稳定,是各国智库普遍的经验。


坚持开放、活跃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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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既可以是同领域的,也可以是跨领域的;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外的。当前,跨部门、跨领域的项目合作已成为国际知名教育智库的常态。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局部的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从全球化、国际化的视角来研究问题的趋势也越来越成为常态。如终身教育、全纳教育、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化、教育公平、教育创新、教育质量等话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话题。面对这种状况,教育智库的国内外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

对照先进教育智库的发展趋势,国内大多数教育智库机构在努力追赶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例如,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质量智库较少,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研究成果得不到及时应用,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大师级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等等。因此,新型教育智库需要进一步明确方向,理清思路,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新方向

通过对教育智库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先进智库建设新特点的剖析,新时期我国教育智库建设要积极应对新挑战,主动吸收借鉴国内外教育智库的先进经验,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作为发展目标和方向,自觉担当起服务国家教育决策、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和引领舆论的职责。



扎实开展国家重大教育决策的调研论证,建成精诚合作协同发展的教育智库体系

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作为教育智库,就是要对国家教育发展重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进行预测性研究,对教育发展中的应急性问题开展对策研究,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同时,要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论证,为政策顺利实施提供科学支撑。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教育智库应该摈弃传统单兵作战的工作方式,主动构建内外协同的发展体系,并形成常态化的协同机制,围绕国家重大教育战略问题的研究,联合攻关,开展调查研究。如作为新型教育智库,加强和高校的合作,高校在理论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上具有优势,可以为智库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多学科的人才支撑;加强和企业的合作,许多教育企业在市场经营、对市场的了解方面有其独到的优势,可以为智库发展提供相关市场运作方面的借鉴;加强和其他智库的联系,各个智库都有其相应的传统和优势,可以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加强和国际教育智库的交流,有助于扩大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国际视野,进一步增强中国教育研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研究制订,持续开展教育政策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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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重大教育政策的研究制订,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报告,是新型教育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级的教育智库,要充分发挥科研和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教育方针政策的研究制订工作。中国教科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教育智库,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研究制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地方教育智库要积极服务地方政府教育决策,主动参与区域教育政策的研制工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教育政策实施的成效,必须通过科学的手段予以监测评估。新型教育智库,要主动对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运用包括大数据在内的多种方法,进行大规模的监测、评估,反映国家教育政策实施的成效,为国家教育决策的改进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也要积极加强对重大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为国家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依据。尤其在推进“管办评”分离的背景下,新型教育智库在这方面的功能将会更加凸显,可通过及时有效的评估,推动教育政策的调适和完善。



努力构建现代化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教学理论体系,探索建立有效的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机制

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完善,既与现代人才的培养和学校的发展有关,也影响着教育学科的完善。教育智库作为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形成相关的教育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发挥智库的专业化作用。

新型教育智库开展的教育研究一定要站在国家的立场和角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背景进行研究,在充分掌握国情和教情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开展我国教育发展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形成规律性认识,并逐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如教育智库要重点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等主题的专题研究,开展教育公平、质量提升、体制改革和治理体系等宏观理论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念日益多元,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教育被社会关注程度之高前所未有。因此,作为新型教育智库,要针对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积极释疑解惑,引导社会舆论,要主动传播主流教育价值理念和思想,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探索符合区域和学校实际的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积极打造富有特色的区域教育发展模式

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决定着人才培养的素养和品质。在教育改革进程中,教育智库要结合时代要求和国家课改精神,持续探索符合区域和学校实际的课程体系,开展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例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又如,在“减负增质”的课改背景下,教育智库要借助实验区和实验校,打造符合地方和学校实际的课程体系,创新探索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教育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教育政策方针的落实和教育理论的构建,必须借助相关的平台。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建立和完善区域教育发展模式,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方针的传播和推广,同时推动区域教育的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新型教育智库,在服务国家教育重大政策的同时,也有责任开展区域教育发展模式的探索,不断深入探索区域教育发展模式,提炼、总结区域教育成果和经验,树立优秀典型,同时积极宣传推广,由点及面,辐射全国,引领全国区域教育改革与发展。


理清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的新思路

当前,随着教育综合改革的全面深化和逐步进入“深水区”,制约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持续显现;教育理念落后、活力不足、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然存在;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待越来越高,诉求日益多元,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叠加凸显。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更新观念、理清思路、强化措施,进一步加强新型教育智库建设,不断提升服务教育改革发展的水平。

以信息化和调研网络建设为科研支撑,通过实验区、实验校和实验室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必须加强智库基础能力的建设。重点打造信息化、数字化平台,加强国内外经济社会教育发展数据库建设等,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权威、有效的技术支撑;加强网络调研平台建设,推进全国教科研系统的调研员队伍建设,打造调研员队伍和网络调研平台,形成整合资源、协同调研、联合攻关机制,提高对教育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的调研水平和能力。

新型教育智库,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应该探索建立实验区、实验校和实验室等基地,作为基础能力建设的拓展和延伸。通过实验基地,有助于宣传、普及和转化教育科研成果,运用理论指导教育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政策实施效果;有助于教育智库了解基层,了解实际,锻炼提高人才队伍水平,提升他们服务国家决策和指导教育实践的能力;有助于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宣传推广典型,也有助于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妥善解决问题。



通过深化科研管理改革提升质量和影响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人才队伍

教育智库科研工作要直接贴紧国家需求,服务国家决策。一要科学选题,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研究。二要加强科研课题的过程管理,完善课题研究过程中的服务指导、督促检查、评审鉴定机制,确保研究质量。三要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报送机制,建立服务决策的平台,拓宽科研成果的媒体发布渠道,加强重大科研成果的定期发布力度,提升教育智库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教育智库建设,关键在智库人才队伍建设。要以专业化为基础,从源头上完善人才招聘和引进机制,建立科学的人才选聘制度,在人才选聘上由重学历向阅历和学历并重转变,重视在党政部门和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这样复合阅历的人才队伍才能胜任新型智库工作;要以创新为取向,既包括培养方式的创新,也包括创新团队建设,关键在于健全分层分类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引导智库人员创新。


建立分工明确高效运转的协同创新机制,完善现代教育智库治理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和国际比较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推进依法治国、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教,立足教育科研特点和服务国家教育决策的定位,构建职责明确、运转高效的现代智库治理体系。完善治理机制,探索科层垂直管理与项目平行管理交叉融合的矩阵管理模式,提高内部治理科学化水平;健全评价考核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有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治理结构,打造团结和谐、追求卓越、积极进取的研究氛围和环境。

协同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新型教育智库必须建立运转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一要加强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构建面向智库需要的系统网络,加强科研合作和信息共享,联合开展重大教育问题的研究。二要组织相关领域的研究联盟,参与或领衔高水平的重大教育研究项目。三要强化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利用,更大程度实现新型教育智库的作用和价值。

作为新型教育智库,既要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取长补短,洋为中用;又要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建立与国际知名教育智库交流合作机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智库平台对话,同时还要重视智库外语人才培养、智库成果翻译出版和开办外文网站等工作。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积极开展不同国别研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与我国发展水平接近国家的研究,重视开展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研究,从世界的角度,观照中国当前教育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和做法。


广泛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和方法,提升数据资源、经费来源、成果应用等保障水平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教育科研的研究范式发生改变,尤其作为新型教育智库,一要实现观念上的转变,要从由注重经验思辨为主向注重调研和依靠事实数据转变;二要以调研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注重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三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可视化等新技术和新方法,确保服务教育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新型教育智库,必须提升智库研究的保障水平。一是扩宽资金来源渠道。国外先进智库通常拥有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从而保障了研究的高水准和可持续;而我国教育智库,长期以来,科研经费主要是由财政拨款,新型教育智库必须改变科研经费来源单一化的局面,逐步构建财政投入、专项经费、社会委托等多元保障体系。二是政府对与教育发展相关的基础数据,应尽可能地分享。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智库具有的研究和分析优势,提高服务国家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强化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应用。政府应高度重视和关注智库的研究成果,将其作为教育决策和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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